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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瑞图《草书千字文》

作者:张瑞图 书体:草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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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瑞图《草书千字文》

张瑞图《草书千字文》

张瑞图《草书千字文》卷 天启三年(1623)

扫描自中国名家法书·张瑞图草书千字文(文物出版社)


原书图版说明(作者:单国强)

    在明代书坛,张瑞图是一位很特殊的书法家。他人品颓喪,步入仕途即依附魏忠贤,成为“魏家阁老”成员之一,其行径为士林所不齿,《明史》将他列入“阉党”;然在书法艺术上却颇有建树,为时人所公认,与邢侗、米万钟、董其昌齐名,书史并称曰“邢张米董”。颓丧的人品居然没有淹没他的书法声誉,这在“书以人重”观点已十分流行的明代,是很特殊的例外,有明一代仅张瑞图和王铎两人,如(清)吴德旋在《初月楼论书随笔》中所评:“张果亭(张瑞图)。王觉斯(王铎)人品颓丧,而作字居然有北宋大家之风,岂得以其人而废之。”可见两人书艺必有过人之处。

    其次,张瑞图是与邢侗、米万钟、董其昌并称為“晚明四家”的,然他的书风与崇尚钟王帖学、追求柔媚格调的邢、米、董三家迥然有别,而与黄道周,倪元璐、王鐸、傅山诸人创立的奇倔狂逸风貌颇為相似,共同在钟王之外另闢蹊径。(清)粱巘在《评书帖》中即指出:“明季书学竞尚柔媚,王(鐸)张(瑞图)二家力矫积习,独标气骨,虽末入神,自足下朽。”杨守敬也认為张氏“顾其流传书法,风骨高騫,与倪鸿宝(元璐)、黄石斋(道周)伯仲。”([清]杨守敬跋张瑞图《前赤壁赋》)张瑞图之名不列入风格相伯仲的倪、黄、王流派之中,却与蹊径迥异的邢、米、董并称,这也是很特殊的现象,其书风与诸家必然存在同中之异或异中之同的复杂关係。因此,探讨张瑞图其人其书的特殊性是饶有意趣的问题。

    张瑞图(1570-1641),字长公,号二水,又号果亭山人,福建晋江人。万历三十五年(1607)殿试进士第三名,授编修,积官少詹事兼礼部侍郎。

    天啟七年(1627年)以礼部尚书入内阁,仕至建极殴大学士。其时宦官魏忠贤专权,内阁首辅顾秉谦和先后入内阁的冯銓、黄立极、施凤来、张瑞图、李国¤[木普]、来宗道等人,都成為魏忠贤私党,时称“魏家阁老”。天啟六、七年,魏忠贤生祠遍建天下,而生祠碑文多由张瑞图手书。崇禎帝继位下久即剪除了魏忠贤和客氏,并清查阁党。崇禎元年(1628年)时,有监生胡焕猷上疏查究為魏忠贤建祠的党羽,弹劾黄立极、施凤来、张瑞图、李国¤[木普]等人,“身居揆席,漫无主持,甚至顾命之重臣毙於詔狱,五等之爵、尚公之尊加於阉寺,而生祠碑颂靡所不至,律以逢奸之罪,夫復何辞。”然其时内阁仍由他们把持,未能参倒。崇禎二年二月会试,施凤来、张瑞图任考试官,两人继续倒行逆施,所取考生几乎都是中官、勛贵的姻戚门人,终於激怒了崇禎帝,次月即罢免了施、张两人,同月即将《钦定逆案》颁示天下,决心剪除阉党。开始时张瑞图和来宗道并末列入名单,经崇禎帝指出:“瑞图為忠贤书碑,宗道称呈秀父在天之灵,非实状耶!”两人遂入逆案,张瑞图坐徙三年,復赎為民。可以说,张瑞图的一生确实很不光彩,人品也颓丧不足取。

    然而,一个人的艺术造诣并不是人生和人品的直接翻版,书品不一定等同於人品。艺术风神和品藻的形成有著其自身的发展规律,尤其具强烈形式美和抽象性的书法艺术,其格调的高下更多取决於审美观念,而非道德观念。因此,在明代,尽管“书如其人”说已十分流行,晚明项穆提出的“心相”说,更强调“人正则书正”,但书法艺术的表现本质毕竟属於审美范畴,单纯用道德伦理观难以作出公正评判,因此,具有独特审美价值的张瑞图书法,还是得到社会的首肯。

    张瑞图书法的独特之处,清人秦祖永有一句很準确的慨括,即“瑞图书法奇逸,钟王之外,另闢蹊径。”(【清】秦祖永《桐阴论昼》)钟王即指三国魏之钟繇和东晋之二王,他们所创立的书风,歷经唐宋元的持续发展,已形成源远流长的帖学传统,并据书坛主流,其审美特徵表现為崇尚阴柔之关。由元代赵孟頫树立的妍媚柔婉书风,将钟王帖学传统推向高峰,对明代產生了最直接的影响,追求外在形态的“姿媚”蔚成风气,於是,明初出现了三宋、二沉等人端整婉丽的“臺阁体”,明中形成了端庄典雅的“文派”书风。近人马宗霍在《书林藻鉴》中综述明代书法曰:“帖学大行,故明人类能行草,虽绝不知名者,亦有可观,简牘之美,几越唐宋。惟妍媚之极,易粘俗笔。可与入时,未可与议古。次则小楷亦劣能自振,然馆阁之体,以庸為工,亦但宜簪笔干禄耳。至若篆隶八分,非问津於碑,莫由得笔,明遂无一能名家者。又其帖学,大抵亦下能出赵吴兴范围,故所成就终卑。偶有三数杰出者,思自奋軼,亦末敢绝尘而奔也。”

    号称晚明四家的“邢张米董”当属马氏所述欲“出赵吴兴范围”、“思自奋軼”的“三数杰出者”,然大多“亦未敢绝尘而奔也”。邢侗精研东晋二王,临摹几可乱真,自谓“拙书唯临晋一种”;米万钟作為米芾后裔,谨守家法,在米字体格中唯增圆润。两人虽不学赵体,却未离二王樊篱。董其昌公开向赵孟頫宣战,力纠赵书之妍媚熟甜,以“熟后得生”的途径,求流润中的“生拙”之味,以“率意”的笔法,在放逸中现“自然天真”之趣,其风格与赵书相比,更多生拙、放逸、简淡、萧散之韵,然体貌仍不离圆和秀,尤其在弘扬帖学、重振钟王风神、讲求姿态方面,与赵孟頫是一致的,只是另立了一种形态。惟张瑞图,虽然在书品和成就影响方面不能说超过三家尤其是董其昌,但在另闢蹊径、独创一格方面却属於“绝尘而奔”者。

    张瑞图的书法确不同於柔媚的时尚,而别具“奇逸”之态。他擅长的楷、行、草书,笔法硬峭纵放,结体拙野狂怪,布局犬齿交错,气势纵横凌厉,确属奇而逸。对他的书学渊源,前人略有论述,梁蝎《评书帖》云:“张瑞图行草初学孙过庭《书谱》,后学东坡书醉翁亭。”指出他也从帖学入手,只不过崇尚的是“狂草”派书风和讲求厚重力度的“苏体”笔法。另据近人张宗祥《书学源流论》曰:“张二水,解散北碑以為行、草,结体非六朝,用笔之法则师六朝。”似乎他还从六朝北碑中汲取了雄劲峻厚的笔法。

    张瑞图奇逸书风的形成,既与他的师承渊源有关,更是时代审美思潮转捩的產物。在有明一代姿媚书风占主流的时尚下,还萌发著一股尚丑、尚狂狷之美的思潮,明初张弼“怪伟跌宕”的草字、陈献章“拙而愈巧”的茅龙笔草书、明中期祝允明“纵横散乱”、“时时失笔”的狂草,都显现出反正统的倾向。至明中叶以后,随著商业城市的繁盛,市民文化的兴起,文学中“公安派”的“独抒性灵”说以及哲学上李赘等人“异端”思想的出现,使这股反正统、求“狂怪”的思潮获得进一步发展,在书法界就涌现出徐渭、张瑞图、黄道周、倪元璐、王鐸、傅山等一批“狂怪”派书家,他们拋弃中和、优美的姿态关规范,结体支离欹侧,以丑為美;笔墨随兴而运,打破“藏头护尾”、“平正安稳”等形式美规律,肆意挥洒,棱角毕露;布局下求平衡和谐,而是纵横交叉,散散乱乱。这种以丑怪、狂狷為美的书风,在明末清初风行一时,张瑞图作為其中一员,不仅在“晚明四家”中独标风范,在这一行列中也堪称佼佼者,如近人张宗祥在《书学源流论》中评述:“明之季世,异军特起者,得二人焉:一為黄石斋,肆力章草,腕底盖无晋唐,何论宋元;一為张二水,解散此碑以為行、草,结体非六朝,用笔之法则师六朝。此皆得天独厚之人。”

    张瑞图的书法,在外在形态、笔墨形式上,与黄、倪、王、傅有许多相近之处,呈现出趋同的审美追求。但内涵的个性、气质、情感、格调,却各下相同,甚至存在很大差异。因為书法风格的形成离下开作者这一主体因素,意在笔端,笔随意发,书家的性格气质、心理特徵、思想感情等主观因素必然要有意无意地渗入到风格中去,从而形成个性鲜明的独特面貌,就这个角度说“书如其人”的观点毋容置疑。张瑞图的字确很“奇逸”,但有时奇得出格,不少字结体狂怪得难以辨认,逸也有些过分,下少用笔纵放得犹如书一符。据《桐阴论画》附註云:“张公画罕见,书幅甚多,相传张係水星,悬其书室中可避火厄,亦好奇者為之。”此说虽据传闻,即便有之也属好奇者為之,但至少说明张氏书法很怪,可作法灾的符录悬掛。观其车书中多难以辨认的奇字和纵放无度的逸笔,确带有符躁的味道,写字类似画符,无疑在迎合世俗趣味,格调必然下高。另外,反柔媚而走向极端,一味硬倔,过分外露,也容易变為粗俗的霸悍气,张氏书法即有过分之处,少含蓄文雅之气。一卯粱嗽《评书帖》所论”张瑞图得执笔法,用力劲健,然一意横撑,少含蓄静穆之意,其品下贵。一张氏在艺术追求上的偏激、失度和品位下高,与他政治上的表现有某些相似之处,这无疑是人品对书品的影响。因此,张瑞图与倪、黄虽同属奇倔书风,却不能归入一类,更不能并称。

    张瑞图存世作品即甚多,以行、草為主,此卷《草书千字文》是其宏幅鉅製。《千字文》的文字内容,是由南北朝梁武帝时周兴嗣编次的,為我国古代识字的啟蒙读物。由於它由一千个不同的字组成,以后也成為歷代书法家甚感兴趣的书写内容,纷纷以一体、二体或四体、六体写《千字文》,其用意,一是作為他人学习书法的范本,故书家作多种书体以供人临写。[明]陈淳在《自书千字文》跋中即指出:q书《千字文》往往有人,非人好书,人欲书之耳。盖《十字文》无重字者,人谓书学尽於此矣。』 一是作為书家展现个人风貌的载体,如[宋]董迪《广川书跋》所曰;“后世以书名者,率作干字,以為体制尽备,可以见其笔力。:张瑞图此卷《草书千字文》,当属於后者,以显现个人独特的书法笔力為宗旨。

    此卷末署款“天啟癸亥书於都中,张长公瑞图。”天啟癸亥三年(1623年)时,张在京任职,尚未入内阁,此卷為五十四岁所书,风格已趋成熟,然仍保留学孙过庭和苏軾的某些笔法。全篇字与字之间连笔下多,而运笔之气贯通,以显示其放逸之势:各字大小变化下大,主要靠结体的欹侧反正、紧密开张、左右轻重、上下错落,来显现起伏跌宕:字姿呈方形的整体结构,又时出奇险之态,点画通过粗细、乾溼、疏密、方圆的变化,表现出跳荡之势;全幅呈字距紧密、行距宽疏的布局,然紧密字距中,时用舒缓的笔法和揖让的结体来调节,宽疏行距中,又时以出格之字和破直之势来调节,从而达到了密而不窒、疏而不空的效果。这些都体现了张瑞图典型书风的主要特色。然此卷笔法多用圆润中锋和厚重笔道,少劲利峻峭之势;转折处多婉转,并非每转必折,每折必劲,也少侧锋偃笔;在奇异结体中仍时见瀟洒秀丽之字,狂放而未失於怪诞。这些特点表明孙过庭车书所具的流润和法度之影响尚未完全消褪,苏軾浑厚凝重的笔法仍在起作用,北朝碑学之痕跡尚下显著。因此,这卷《草书千字文》反映的是张瑞图转变时期书风,对了解他的书法发展演变轨跡具有重要参证价值。

张瑞图《草书千字文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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