西汉未央宫骨签刻文（6）

4、草率化刻文。

与省减字结构密切相关的是草体化，这与手书体中的简约草化书写一致，所不同的是，潦草的简牍墨书更多弧形圆转笔画，而在坚硬的牛骨上契刻，草、简、快的刻法也以直线为主，于是，“Z、＞、コ、△”等结构常出现于骨签上。李学勤先生分析：“骨签刻得比较快，更反映了草化的趋势，和当时兵器上比较常见的通行文字相似，这种趋势表现很明显。所以，它不但是隶书，还带有一定的草书味道。”［7］比如，“元”、“定”的下部草作“Z”，“工”字也草作“Z”（08181号），“五”先写一“Z”再加一斜画，“糸”改作两“△”加“十”，“第”之“弓”有时由断开的四五字组成。骨签“草法”中，一部分并非按手写体（简牍）草法，而实为迁就骨刻方便的变形草率刻法；另一部分则依据手写体中的草写规则，如06441、13355等号签，有大量简牍草体那种右弓形弧笔——这种弧笔显然不如平直线好刻，刻者选择曲弧线应该是来自平常手书体的习惯。

5、刻文面目多样性。

虽然都是笔画均粗的直势点线，骨签刻文仍然不止一式一格，这与它们出自较多刻手有关。日本学者小原俊树详细分析了骨签刻风的多变：比如“三工官”刻风各异，河南工官的骨签文字整体扁平，多用直线，刻工较细；颍川工官的骨签文字偏纵长，参以曲线变化，工拙并存，草简化较多；南阳工官的比前两种更加草率。小原氏还指称骨签在避免字形雷同化上已初具意识，契刻已具备了文字造型表现意识或章法处理技巧。［8］同一字形体及刻法各不相同，主要因为刻手不同，而非着意表现“字形多变”；至于文字造型表现及章法处理意识，没必要在狭小的骨签上施展。

三、西汉骨签与西汉箭杆刻辞比较

1930年西北科学考查团在居延边塞发现箭矢实物，索马斯特《内蒙古额济纳河流域考古报告》中记录了9支残箭的箭杆上有刻辞，这组箭编号为P.164第1至10号箭，除一支外，其余都有刻字，箭杆直径0.85厘米、长32.4厘米；都没有箭镞，部分残存少许箭羽；箭杆两端所髹黑漆和缠丝还残存，字刻在缠丝和髹漆完成之后。据刻辞可知这些箭全是河内工官制造的，河内工官在造好一批箭后，可能在作坊内依据当时工官的惯例，于其中一支上刻写各级督造和制造者的职务和名字，并加编号，这批箭经大司农或其他单位统筹，运往居延边塞。这批河内工官造箭的时代在武帝至王莽之间。［9］

两种刻字所记督造者、制造者职称大体一致，如“工官令，丞，作府啬夫，掾，佐，令使，冗工，工”等，可能有的记刻得详细、完整（如颍川工官、南阳工官、河内工官所制），有的则记刻得较简略（如河南工官所制）；箭杆刻辞上的年号因箭杆残损、漆剥蚀太甚而不能完全辨识。

箭杆直径不到1厘米，刻辞字径约为杆径一半，即字径约0.4厘米，与骨签字径相仿；文字风格也与骨签近似，不过比骨签刻文更草率，连笔更多，且不少圆弧线条，字形横扁，纵向密集；各支箭杆契刻法不同，并非出自一人之手。

内容体例一致性，应说明两种器物为同一类种，即可旁证长安骨签应为弓弩物件，即弓弩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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